90后的傣族姑娘们月爱是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花灯科2019年毕业的学生。她们这批学生进入云南省花灯剧院后，在舞台经验丰富的前辈手把手指导下日渐成长，并和前辈们一起参加省属文艺院团自2009年以来开展的“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”演出活动。“我去昆明乌龙和马金铺唱花灯，当地老百姓对花灯的那种淳朴热情深深震撼了我”。

云南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

庄轩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请云南花灯名家袁留安来福海街道杨家社区李家地村表演，闻讯赶来的观众差点没把李家地的客堂给挤塌了。“两盏西门子牌烧煤油的气灯，点上以后满屋子亮堂堂的，里里外外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。”除此之外，村里一年到头重要的日子都不能没有花灯，三月三、端午、重阳、春节初一到初七。再加上过年各花灯团之间的相互走动，要一直唱到元宵节才算完。

1999年春节，云南省花灯剧院演出二团在呈贡县马金铺乡白云村演出，该村有3600人，而看戏的观众达6000人。2000年2月，剧院演出一团在嵩明县露天舞台演出，气温6度，演员们冒着寒风为1万多观众演出。温度骤降，下雨下雪，最后还有100多名打伞观众守在台下不肯离开。演出团临时搭起一块幕布遮雨雪，为他们演花灯小戏《喜中喜》《闹渡》等节目。观众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

云南花灯由“团场灯”“簸箕灯”到进入“灯棚”“茶室”，到登上现代化大舞台，这几种代表不同层次、不同发展水平的花灯演出形态，袁留安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实践。从艺60年，袁留安博采众长，为我所用，自成一家，有很深的花灯演唱造诣。鼓舞袁留安的，是每一次下乡演出花灯时人山人海的盛况，一些优秀花灯节目当场在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共鸣，花灯爱好者迫切盼望辅导的渴求，广大业余花灯演唱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在农村兴起……

在云南省花灯剧院的李丹瑜看来，花灯十分接地气。比如花灯歌舞小戏《游春》里，风趣的老爹带着六个孙女去游春，老爹催促“小六妹，你的脚步要加紧，大好春光不等人。”顽皮的小六妹回老爹“不是我的脚步慢，是我的肚子在叫喊。你听，它在说‘我要吃米线'”。《游春》用老百姓最熟悉的云南话和最爱吃的米线来表达，让人听了十分亲切。云南省花灯剧院创作了不少这类传统花灯，如《探干妹》《小姨妹过河》《老海休妻》《十大姐》《大茶山》等，深受云南人的喜爱。

这朵“山茶花”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

“可惜袁老师不在了，听不到那么好的花灯了。”作为袁留安的铁杆粉丝，杨家社区庄轩小心翼翼保存着袁留安写的《儿时学灯记》《创腔随谈》《扮演“老牛筋”的点滴体会》《花灯发展之我见》等文章，绝不外借。袁留安在文章中提到，农民是培育花灯这朵“山茶花”的沃土。出身于农村，学艺也在农村的袁留安深深懂得这个道理，小剧场，大礼堂、乡台子、广场上、田边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舞台形象。无论他唱到哪里，哪里就能掀起阵阵热浪，密密麻麻的观众和热烈的掌声包围着他。不管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袁哥哥”。李丹瑜、金正明讲起这位前辈的唱腔和群众缘都直竖大拇指。

杨微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两岁三个月大，“你别看她们小，平时我们排练花灯，老大会跟着曲调哼唱两句，听着很像《大茶山》。如果以后她喜欢，我也会支持她。”

土生土长的云南花灯不仅在汉族流传，彝族、白族、壮族等少数民族也演唱花灯，并将其民族音乐舞蹈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，使之成为本地独特的艺术样式。如大理弥渡花灯也流行于白族、彝族聚居区，红河彝族花灯是云南花灯的一个重要分支，文山地区花灯与壮族艺术有交流等等。云南花灯还得到了全国的认可，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李丹瑜以其主演的大型花灯剧《玉海银波》和花灯小戏《小姨妹过河》《孔雀公主》《斩窦娥》三出戏组成的专场演出，成为2003年第二十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。生在云南，长在云南，在花灯的世界里施展才华并找到自我的李丹瑜说，花灯值得她用一生去传承和发扬。

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花灯名师金正明说：“花灯表演必须要做到真听、真看、真想这三个要素，才能贴近生活，表演才真实，才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从主旋律来说，云南花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弘扬真善美正能量。”苦戏总是催人泪，福海街道福海社区田永秀在演花灯时擅长用细腻的感情打动观众。一次在花灯小戏《甩婆婆》中，她饰演闺女，眼见自己母亲被嫂嫂们欺负，境遇凄惨，“我在台上哭，台下很多村民也跟着默默垂泪。我演恶人时，村民也会骂我。”说到这，田永秀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民族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mzzzs.cn/zonghexinwen/2022/0810/1744.html